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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明俊发布日期:2017-03-26

「丁明俊:论“清真文化”的起源与演变」正文

摘要:伊斯兰教传入我国以后,从明代开始,自觉与中国文化相适应,开始本土化发展道路。“清真”原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物,明初与伊斯兰教相结合,之后回族穆斯林不断充实其内涵,逐渐形成清真饮食文化、清真宗教文化、清真书报文化、清真教育文化等。“清真”在构建中国穆斯林文化认同、文化整合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清真”作为我国穆斯林信仰及生活方式汉语表达的象征符号,已经渗透到我国回族等穆斯林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渐形成中国回族等穆斯林特有的“清真文化”。

关键词:清真  清真文化 回族  文化构建

作者简介:丁明俊(1962――),北方民族大学回族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回族伊斯兰文化研究。

自元末明初开始,伴随着回族的形成,“清真”一词被回族社会普遍使用。不同历史时期,回族穆斯林赋予“清真”不同的文化内涵,明朝初年使用到清真寺,之后以 “清真”指代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信仰体系、宗教功修相结合,对“清真教”内涵进行阐释,并著有《清真大学》《清真指南》《清真释疑》等著作。民国时期“清真”一词内涵有所扩大,被引入到文化教育,称为“清真教”。明末清初回族学者王岱舆、刘智、马注等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修、齐、治、平、仁、义、礼、智、忠、孝、廉、耻以及宋明理学与领域,回族创办的一些报刊也以清真命名,如《清真铎报》《清真汇报》《清真周刊》《清真月刊》《清真导报》《清真教刊》《清真学理译著》等,同时出现清真阅览室。回民所办学校、社团组织及一些文化实体也以“清真”命名,如北平清真中学、清真研究社,清真书局等。民国时期回族穆斯林将伊斯兰教法所允许的“Halal”食品称为清真食品。至此,清真文化已经渗透到我国回族等穆斯林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穆斯林文化认同符号。在一定程度“清真”一词的内涵演变,也是我国汉语穆斯林群体文化构建的过程。

一、“清真”、“清真教”“清真寺”名称的出现

“清真”一词最早来自古汉语,作纯洁、质朴、清廉、明晰、干净之解,也曾被道家用来表示“纯真朴素”、“幽静高洁”之意。唐代诗人李白诗作中频频出现“清真“二字”,如:“我家仙翁爱清真,才雄草圣凌古人。”、“韩生信英彦,裴子含清真。”“右军本清真”、“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等诗句。唐代姚合《寄石书院僧》有“不会门外地,斋戒得清真”的诗句。宋代陆游《园中赏梅》“阅尽千葩百卉春,此花风味独清真”。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的作品中也有“二宗性清真,俱抱岁寒节”。《世说新语》有“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其所著《清真集》比较著名,其格律严谨、语言曲丽精致,长调尤善铺叙,自称一派,被后人所推崇。其词有“清真长调”、“清真格律”,“清真风骨”之称[1],这里的清真就是纯洁质朴之意。道教有以清真命名的寺院,如“清真观”至今还在使用。明弘治二年(1489)重修的犹太教堂亦以“清真寺”命名。

伊斯兰教传入我国以后,唐、宋时期称大食法、大食教、天方教,元以后有回回教、清净教、回教、回回教门等称谓。至明代“清真教”一词普遍被回族社会所使用,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卷二十所收朱元璋《至圣百字赞》称“明太祖高皇帝敕建礼拜寺于金陵,御制至圣百字赞”,其中有一句“教名清真”;明武宗在评介伊斯兰教时称:“惟清真认主之教深原于正理”。至此“清真教”成了“回教”的代称,与回教并用。之后“清真”一词广泛流行,并逐渐被回族大众所接受。

明代“清真”开始与回族礼拜寺相联系,“清真寺”逐渐成为回族礼拜寺的统一称谓。早期清真寺大多为阿拉伯、波斯等国家或地区到中国从事贸易活动的蕃客、贡使及后代所修建,尚无统一固定名称,有礼拜寺、真教寺、清净寺、唐明寺、法明寺、海音观、回回堂等称谓。有些礼拜寺经多次重修,名称也随之变换,如杭州凤凰寺,明成化《杭州府志》称“礼拜寺”,《西湖游览志》、万历《杭州府志》称“真教寺”,《杭俗遗风》载“回回堂”,1884年以后又称“凤凰寺”。至于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现存唐天宝元年(742)的《创建清真寺碑》,经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中国学者陈垣、白寿彝等多位专家考证,认为此碑是明代人撰写的托古伪碑,桑原骘藏认为,《创建清真寺碑》是明洪武十八年至嘉靖五年间所立[2]。

唐、宋东来蕃客所建礼拜寺主要在东南沿海港口及内陆国都城市,如长安、开封、北京等地。元代随回回人大举东来,礼拜寺已散布全国各地。据元至正八年(1348)河北定州“重建礼拜寺记”记载,“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3]。

北京三里河清真寺保存的明天启四年(1624)“重修清真寺碑记”记载“寺以清真,志洁也;清真以礼拜寺名,志敬也”,“于是中华有礼拜清真寺,辇毂四隅,尤各有敕寺,而不可枚举”[4]。从全国各地礼拜寺保存的明清时期碑文看,至清朝末年,并非所有礼拜寺都称为“清真寺”。为了得到中国社会士大夫阶层对伊斯兰教认可,许多礼拜寺碑文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会,如元代至正八年(1348)年河北定州《重建礼拜寺记》载“况其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义无所异;上而慈、下而孝,父母之亲无所异;以至于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举无所异”。杭州凤凰寺保存的清康熙九年(1670)碑记“其教以清洁为主,不事像设。每日有五时之拜,摄心于日矣。每月有主玛尔之拜,摄心于月矣。每岁有一月之斋,饥不食,渴不饮,以消三毒五浊之愆,摄心于岁矣。……至于视国民,笃父子之亲,凛君臣之义,与尧、舜、周公、孔子遗书无异”。民国11年(1922)河北一清真寺碑文也称“举凡吾教之礼拜所以示敬,斋戒之所以忍性,沐浴之所以洁身,寡欲之所以养心,患难则为之相助,死丧则为之相送,无往而不通乎孔子之道也。汉民对于孔子,皆竭其崇敬之忱,吾回民独可数典而忘祖?”[5]表明从元末明初,伴随着回族的形成,回族等民族所承载的伊斯兰教已经走向本土化发展道路,主动与中国封建社会相适应。

二、回族“清真寺”与开封犹太教“清真寺”辨析

明代初期河南开封也出现犹太教“清真寺”。有学者认为,最早用“清真”一词来称呼自己宗教寺院,是中国河南开封犹太人[6],他们在明弘治二年(1486)所立的《清真寺碑记》中说,“元至元十六年己卯,吾思达重建古刹清真寺,坐落土市街东南。”“以是寺不可无典守者,惟李诚、李实、俺平徒、艾瑞……等,正经熟晓,劝人为善,呼为满剌”[7]。“俺诚医士,永乐十九年奉周府定王传令,赐香重修清真寺,寺中奉大明皇帝万万岁牌”。

该寺还有一通正德七年(1512)《尊崇道经寺记》碑。对“尊崇道经寺记”的名称,学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学者指出“到了明代中叶,伊斯兰教称清真教,其寺院为清真寺已占了绝对优势,犹太人在正德七年重建会堂时,力避清真之说,改称尊崇道经寺,到了清康熙二年(1663)又恢复原名为清真寺”[8] 。也有学者认为,犹太人在明朝放弃“清真”称号是由于当时犹太人已经面临着被同化的危机,左唐作为犹太人,撰写《尊崇道经寺记》时,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著述碑文时摒弃清真称号,而改名为尊崇道经寺[9]。

而当时汉族社会也往往将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相混淆,对此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教授早在1919年发表《东方杂志》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一文对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之间的相同之处做了详尽分析与比较:

犹太教与回教不同,人或混视为一。推原其故,则回教人为吾人所习见,回教寺名清真,一赐乐业寺名亦清真。正德碑力避清真之名,正以此故。开封犹太族,面目与汉人特异,而习俗与回教略同:回教奉祀一神,一赐乐业亦奉祀一神;回教守安息日,一赐乐业亦守安息日;回教每日五时礼拜,一赐乐业也每日三时礼拜;回教行割礼,一赐乐业也亦行割礼;回教不食豕肉,一赐乐业亦不食豕肉;回教能书记者谓之毛喇,一赐乐业亦通经者为毛喇;正德碑叙述先世,有阿耽(亚当)、女娲(娜亚)、阿无罗汉(亚伯拉罕)、以思哈(以撒)、雅呵厥勿(雅各)、乜摄(摩西);回教叙述祖师,也阿丹、努海、易卜拉欣、易司哈格、叶而孤白、母撒。以此种种,局外人容易混视。[10]

康熙二年(1662)河南开封犹太人《重建清真寺记》碑,对犹太教历史、教义教规、清真寺进行介绍。从弘治、康熙碑内容可以看出犹太教也一度称为“清真教”,也在极力试图融入中国社会,如弘治碑称“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则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释则有圣容殿,尊崇尼牟(照原碑);在道则有玉皇殿,尊崇三清。在清真,则有一赐乐业殿,尊崇皇天。其儒教与本教,虽大同小异,然其立心制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教朋友,而不外五伦矣。”[11]在弘治碑中,将通晓经典之人称为满剌,寺内设万岁碑。在康熙碑中,除保留“满剌”外,又出现“掌教”称谓,如“聘请掌教李祯、满剌李承先,参互考订焉”,整理犹太教经典。这与明代后期回族清真寺实行“三掌教制”极为相似。弘治二年犹太教《重建清真寺碑记》立碑人自称“清真后人”。因此开封犹太人不仅使用“清真寺”来指称他们寺院,也将犹太教称“清真教”,并有“清真人”出现。

据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回族穆斯林使用“清真”一词,相对来说时间较晚,马寿千教授认为,“目前所知最早取名清真的礼拜寺是北京东四清真寺。从不少伊斯兰教的碑刻匾额和地方志等文献看,大约明末清初,各地新建或重修的礼拜寺,已经普遍称作清真寺。与此同时,清真教的名称正式出现,对‘清真’一词的考释也随着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的大批出现而开始”。[12]

查,东四清真寺原名礼拜寺,大约创建于元至正六年(1346),明正统十二年(1450)年由时任都督府同知的回民陈□友出资重建,“寺成,蒙恩赐额曰‘清真寺’”[13]。明代宗朱祁钰为东四礼拜寺题写“清真寺”匾额,并列入官寺,开学阿訇冠带主持,且享受朝廷俸禄,在回族社会引起较大反响,许多礼拜寺也开始更名清真寺。

从一些清真寺遗存碑刻及相关资料记载来看,回族使用“清真寺”应该早于开封犹太教。据马注《清真指南》中关于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创建、重修时间记载:

唐天宝元年春,上以为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国圣人之道。其立教本于正,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说,纲常伦理,食息起居,罔不有道,罔不畏天,圣道虽同(通)行于西域,而东土未闻焉。乃命工部督工官罗天爵董理匠役,建寺长安,赐名“清教寺”,崇奉圣教,以导其众。玄宗朝复敕改“唐明寺”。宋靖康二年,差指挥佥事阿讨剌督工重修。元中统时,敕命余祖伯颜淮安王督修。至元年间余祖赛典赤咸阳王奉敕重修,奏请敕赐“清真”。[14]

清代著名汉文译著家马注(1640―1711)自称咸阳王赛典赤十五世孙,对先祖在元代重修西安化觉巷礼拜寺历史比较关注,他认为化觉巷礼拜寺在至元(1264―1294)年间经其先祖赛典赤咸阳王奉元世祖忽必烈命重修,寺成,奏请敕赐“清真”。如果此条史料准确,回族早于开封犹太人使用“清真寺”一百年以上。

马注的记载准确与否,对判断这一案例至关重要,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现存明嘉靖五年(1526)所立《敕赐清修寺重修碑》记载:

是道也,西域圣人之道也,其详载于旧碑不复予赘,但考其寺之颠末,其初创立于唐之天宝元年三月,工部差督工官罗天爵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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