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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发布日期:2017-04-01

「陈平原:学问该如何表达」正文

关于学问与表述的关系,孔子有两条名言对后世影响极大,一是“言之无文,行之不 远”,一是“辞达而已矣”(注: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和《论语・卫灵公》。) 。前者指向巧妙的修辞,后者则反对过分的夸饰,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恰到好处的平衡 ,并非易事。故历代文人学者,所争不在是否需要“文”,而在何谓“辞达”。不同文 体对辞采藻饰的要求本就有很大差异,再加上时代风潮的鼓荡与作家才情的制约,对文 与质关系的理解,自然无法一致。这种边界模糊的状态也自有其好处,那就是,一般人 都承认,无论为文为学,均须“慎辞也”。不管是主张“质朴”,还是推崇“富丽”, 都是力图找到表述思想或情感的最佳方案。

如此追求,基本上不受文类高低的影响。借用章太炎的说法,凡有著述,各有其学, 也各有其体,能合轨则者方为雅。“故知小说自有雅俗,非有俗无雅也。公牍、小说, 尚可言雅,况典章、学说、历史、杂文乎?”而论学衡文,最忌讳的,莫过于“必执一 体制以概凡百之体制”(注:参见章绛《文学论略》(下),《国粹学报》第23期,1906 年12月。)。翻翻《文章辨体》(吴讷)、《文体明辨》(徐师曾)、《古文辞类纂》(姚鼐 )、《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等文章总集,不难发现明清文人对“辨体”的高度重视 。如此强调“文体”的意义,对于本不以辞章见长的学者来说,是一种挑战。

清人治学与为文均讲求综合,但真正能兼及义理、考据、辞章的,实在太少了;倒是 刘师培所说的“优于学者往往拙于为文”,更切合实际些。“学与文分,义理考证之学 迥与词章殊科”,这不应该成为“学日进而文日退”的理由(注:刘师培:《论近世文 学之变迁》,《国粹学报》第26期,1907年3月。),假如我们承认述学之文也有雅俗的 话。而实际上,章太炎正是从这里入手,借表彰学人之文,以复古的面貌推动晚清的文 学革新。

1909年,针对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将章太炎与谭嗣同、黄遵宪、 王运、康有为等一并列入,章大为不满。在《与邓实书》中,除逐一褒贬谭 、黄、王、康的学问与文章外,更直截了当地表述自家的文章理想:发表在《民报》上 并广获好评的“战斗的文章”,不值得推崇,因其“无当于文苑”;反而是那些诘屈聱 牙、深奥隐晦的学术著作如《书》等,“博而有约,文不奄质”,方才真正 当得起“文章”二字(注:《与邓实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169―170页,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这是因为,太炎先生对“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的 文士之文很不以为然,对时人之表彰其“文士所优为也”的“出入风议,臧否人群”, 自是极不情愿;故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自我辩解,强调“持理议礼”的学人之文(注:参 见章太炎《论式》,《国故论衡》117―124页,上海:大共和日报馆,1912年。),方 才是其理想的追求。

照章氏的说法,自家所撰“文实闳雅”者,除了《书》,还有箧中所藏的数 十首。这数十首,应该就是第二年结集出版的《国故论衡》。而文学史家胡适认为,“ 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国故论衡》即是其一。 如此皇皇大著,其中各章,依胡适的评价,“皆有文学的意味,是古文学里上品的文章 ”(注:参阅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七节(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我很欣赏适之先生的这一看法,不过,作为文章,我更看 好《论式》、《原学》,而不是适之先生推荐的《明解故上》和《语言缘起说》等。) 。这里暂不涉及文、白之争,而只局限于“文”与“学”能否合一。在这一点上,胡适 是解人,毫不含糊地承认太炎先生著述的文学价值。学术著作能否进入文学史,尽可见 仁见智;可学者撰述时有无文体意识,讲不讲究述学文字,却是非同小可,因其关系到 “文”与“学”是否永远分道扬镳。我的态度颇为骑墙:不主张“以文代学”,却非常 欣赏“学中有文”。仔细说来,便是不喜欢以夸夸其谈的文学笔调瞒天过海,铺排需要 严格推论的学术课题;但同样讨厌或干巴枯瘦、或枝蔓横生、或生造词语、或故作深沉 的论学文字。至于什么是理想的论学文字,我同意钱穆先生的意见(注:参见余英时《 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253页,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章太 炎可算一个。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清末民初无可争议的“古文大师”,章太炎还出版过一册论文衡 史的“白话文”――关于这本小册子的传奇经历,以下将专门辨析。这里希望指出的是 ,关于学问如何表述的思考,既指向文体,也指向语体。对于太炎先生来说,前者乃苦 心经营,后者则近乎“无心插柳柳成荫”。考虑到新文化运动中,论学文章(而不是叙 事的小说或抒情的诗歌)之采用白话是个关键性的突破,我们对五四白话文的产生与演 进,极有可能形成与《逼上梁山》(胡适)等传统论述不太一致的思路。

这里,有必要引入晚清大行其时的特殊文体――“演讲稿”,而作为研究个案的,正 是充满戏剧性的《章太炎的白话文》。

一、古文的骄傲与白话的先驱

只要稍微翻阅过《章氏丛书》的,都会惊叹太炎先生的博学深思以及述学文字之古奥 。“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的章太炎(注:章太炎:《致 国粹学报社书》,《国粹学报》第59期,1909年11月。),其出入三教,活用经典,在 阐扬国粹中提倡革命,当年曾吸引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无数青年学子。可事过境迁 ,“排满”已成历史,“古字”则是实实在在的阅读障碍。面对好用“古字”故显得“ 诘屈聱牙”的章文,今日读者,不要说学步,单是顺利阅读,都有很大困难。除了专门 学者,不借助工具书而能顺利阅读章文的,不说绝无仅有,也必定是寥若晨星。正因如 此,胡适当年才敢断言:“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但因过分好古, 其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 学研究论集》1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这里暂不讨论“章炳麟的文学”到底是否“及身而绝”(注: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中,我撇开相对皮相的“好用古字”,而专门考察章 太炎阐扬“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对于周氏兄弟文章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凸显的千 古文脉之延续,请参阅。),只涉及人所共知的章文之博雅与古奥。就是这么一位举世 公认的“古文学”大师,竟然在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的1921年,推出一册谈笑风生、甚 至不无插科打诨的《章太炎的白话文》!这册只有137页的小书,给予读者的巨大冲击, 首先不是具体论述,而是章氏的“变脸”――由古文学的“押阵大将”,一转而成了白 话文的“开路先驱”。

而这,正是出版者最为得意之处。吴齐仁《编者短言》所概述的该书三大特色,基本 囊括了此一戏剧性事件的全部意义:

太炎先生是中国文学界的泰斗,这是谁也知道的,并且谁也乐意承认的。不过他著的 书,往往因说理太深,又用的是“老气横秋”的文言,初学的人,看了总觉得不大舒服 。因此便自然发生一种要求:就是,怎样能直接听他的讲?好了!有了!你们的唯一讲义 ,就是这本书。这本书的特色:第一,章先生一生亲笔做的白话文,极少,编者煞费苦 心,才收集这几篇;第二,篇数虽少,差不多把求中国学问的门径,与修身立世之道, 网罗无遗,读之既增知识,又可以培养道德;第三,以极浅显的白话,说最精透的学理 ,可以作白话文的模范。――这是编者愿介绍于大家的主要特点。吴齐仁识于一九二一 年,一月。(注:吴齐仁:《编者短言》,《章太炎的白话文》,上海:泰东图书局,1 921年6月初版。)

此书作为“讲义”的特色,本是最值得关注、也最可发掘之处,可惜编者受时代思潮 裹挟,一门心思希望坐实的是章氏如何“以极浅显的白话,说最精透的学理,可以作白 话文的模范”。这里遵循编者的思路,暂时搁置关于“讲义”体式的辨析,专门澄清太 炎先生之能否成为“白话的先驱”。

在一般人心目中,博雅而好古的太炎先生,应该是站在白话文运动的对立面才对。这 一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结论,实际上经不起仔细的考辨。章太炎擅长博雅渊深的魏晋 之文,确实与胡适之主张“明白如话”大异其趣;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章不但没像 林纾那样公开向新文化人提出挑战,也未见如严复般的背后讥笑(注:林纾之撰《论古 文之不当废》、《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以及小说《荆生》、《妖梦》等,因各种《中 国现代文学史》的引述批驳而广为人知;至于严复,则在《与熊纯如书》中留下如此妙 语:“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 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 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严复集》第三册6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 86)),反而是在收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赠书后,用白话写信作复,与其讨论有关 庄周的评价问题(注:参见白吉庵《胡适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9页所引录的 “胡适存件”574号(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兹引录章太炎致胡适信第一段,以 见其行文风格:“适之你看。接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尽有见解。但诸子学术。本不容易 了然。总要看他宗旨所在。才得不错。如但看一句两句好处。这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为。 不尽关系他的本意。仍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何太炎先生的表现如此“出人意 料”?一来那时他正忙于军国大事,无暇及此;二来白话文的提倡者中,不少是其及门 弟子;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取决于其史家的胸襟以及相当开放的文体观念。

辨文学应用或述文章源流时,太炎先生从来都是骈散文白各有定位,而非独尊某体某 家。大概是其修辞必原本小学、穷理方能为玄言方面的论述太出色,过多吸引了读者的 注意力,以至其文各有体,不能强求一律的主张,往往被忽视。在《文学论略》中,太 炎先生有这么一大段话,值得论者深思:

是则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近世小说,其为街谈 巷语,若《水浒传》、《儒林外史》,其为神怪幽秘,若《阅微草堂》五种,此皆无害 为雅者。若以古艳相矜,以明媚自喜,则无不沦入恶道。故知小说自有雅俗,非有俗无 雅也。公牍、小说,尚可言雅,况典章、学说、历史、杂文乎?(注:章绛:《文学论略 》(下),《国粹学报》第23期,1906年12月。)

与一般人想象的相反,作为古文大师的章太炎,并不排斥、甚至欣赏《水浒传》那样 采用白话的章回小说。在太炎先生看来,“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而“ 俗而工者,无宁雅而拙也”(注:参见章绛《文学论略》(下)。)。承认各种文学体裁都 有其规定性(包括对于文体的特殊要求),所谓的骈散文白,其实并无绝对价值。作家的 首要任务是遵循“文章轨则”,而后才是发挥自家才情,这种趋向于守旧的文学观念, 对突破边界的创新可能造成某种压抑,但好处是尊重各体裁内在的发展逻辑,故思想通 达,较少独尊一家一体者容易养成的偏狭与固执。如此说来,表彰“径直易知”的《革 命军》与“文亦适俗”的《洪秀全演义》(注:参见章太炎《<革命军>序》(《章太炎政 论选集》192―1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和《<洪秀全演义>序》(《二十世纪中国 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338―33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二文。),以及出版 《章太炎的白话文》,对于太炎先生来说,并非那么不可思议(注:当然,论及自家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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