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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景军发布日期:2016-12-15

「景军:解开秘方之秘」正文

内容提要:中药秘方属于中国传统医学知识的有机部分,存在形式各异,来源多元,疗效以国家级保密方剂、中医药老字号秘方以及中医院的院内制剂最为显著,实属一笔可以更广泛地加以挖掘的医疗资源。但目前只有国家级保密方剂可以不公开技术秘密就能生产上市,其他秘方或被限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使用,或因不能注册生产而被束之高阁,此乃中药秘方之悲哀。秘方困境之根本在于保护传统医学知识的逻辑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专利保护措施实为一种不可兼容的关系,需要另辟蹊径,找到一条解开秘方之秘的道路。为此,建议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有关生物资源开发以及相关传统知识利用的“惠益分享”原则,借用到解开秘方之秘的努力之中,为提高公民健康水平做出贡献。

关 键 词:中药秘方/传统知识/专利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惠益分享

一、何为秘方

清代名医徐大椿,原名“大业”,字“灵胎”,早年因家人多病,潜心攻读药性之秘,一生著述甚丰。在《慎疾刍言》一书中,他对中药秘方之说提出以下中肯看法:“古圣设立方药,专以治病,凡中病而效者,即为秘方,并无别有奇药也。”①换而言之,秘方即疗效被证明的验方,而不是灵丹妙药,无需保密。尽管如此,精读过历代医书的徐大椿十分了解,有特效的药方被当作师承或家传秘密的做法,古来有之,极为普遍,业已成为杏林惯习。

当然,医师主动公布秘方和官府征集民间验方的事例也不缺乏历史记载。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博采众方,破除秘方之禁,编写出《伤寒杂病论》,共载300多个处方,被称为“方书之祖”。②唐代的孙思邈,精心编著《千金要方》,将自己掌握的秘方公布,欲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③《宋史》记:“太平兴国中,诏购医方,洪蕴录古方数十以献。”④从“诏购”的说法来看,可知宋代政府为搜集医方采取了奖励政策,致使名医洪蕴一次献出古方几十帖。清代晚期,浙江名医裘吉生为号召中医界同仁公开秘方,在他自己设计的《绍兴医药学报》早期封面上,印上一个“秘”字,旁边有人手举大锤猛砸过去。⑤成立于1930年的中央国医馆,为征集民间秘方特地发函,恳请“各县长通知各地人民,以后如有简单秘方、或得诸乡老口授、或访自家秘传,若其功效准确,药品普通,且又为合理的民间单方,尽可随时函送到馆,以便编辑成册广为流布,使散失良方一转移间,而成为医林鸿宝”。⑥

1949年后,政府在公私合营运动中广泛征集祖传秘方和民间验方。几年后,江苏省中医中药学术研究委员会根据征集结果,挑选精华,率先出版《中医秘方验方汇编》(第1集);⑦轻工部医药工业管理局紧随其后,将同仁堂以往保密的中药炮制方法编写成《中药成药配制经验介绍》刊印出版。⑧“大跃进”之际,国家提出“赶超英美”的奋斗目标,四川省的一位县长为征集秘方的工作人员喊出“人人献宝,为民立功”的社会动员口号;⑨贵州的一位老太太在当地一家医学院的领导三次登门拜访之后,将专治“肿半截”的六代祖传秘方上交给政府。⑩“文革”年代,医学权威被打倒,名老中医无地自容;但赤脚医生制度崛起,促使“中医药群众运动”在民间扎根,秘方的征集深入到偏远的乡村。(11)

改革开放后,中医教育日益西化,中医地位式微。(12)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对中医的科学性之否定,在网络空间沸反盈天,政府征集公布中药秘方的努力却始终没有停歇过。(13)究其根源,中西医学并举的国策没有动摇。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案第21条仍然明确地指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经过政府反复征集,中国还有很多秘方没有公开吗?答案为肯定,尽管数量尚待考察,效果尚待公开,但若以来源和种类而论,仍然秘而不宣的中药秘方可分为如下:

第一是祖传秘方,通常由医药世家掌握,基于长期的临床经验,符合中医原理,配方和炮制之秘概不外传。

第二是民间偏方,常由民间草医、乡村医生或游医掌握,组药方法一般比较简单,所用药物多不被中医药典所记录。

第三是实验方,由中医药研究人员掌握,是根据中医药理论在研究过程中自组的处方,在动物实验的环节证明有效,但还要通过临床验证。

第四是自组方,是由名老中医师根据验方和长期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对某一种疾病或病症特别制定的处方,被制成药剂后仅仅限于医生自己或医院内部使用。

第五是院内制剂,以中医医院内部认为效果较好的处方为依托研制而成,制药工艺流程保密,通过卫生主管部门审批后,可在医院建立制剂大楼内部生产,但不能上市,只能开给来本院就医的患者。(14)

第六是中医药老字号秘方,由历史悠久的中药房把握,但因保密仍未注册,无法成为可以生产上市的药品;据一篇学术论文披露,老字号秘方仅在同仁堂就存1000多个。

第七是少数民族医药秘方,传承人多为民族地区的传统医师,作为医疗多元性的基础之一,在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颇受认同。

第八是寺院道观秘方,以佛教和道教医学为基础,由历史上擅长医术的僧人道士根据行医经验和对药典的研究组合而成,如武当山道士至今保存的140多种道教秘传药方。(15)

第九是国家级保密中药,名曰“中药保密品种”,具体指根据国家《保密法》等相关规定列入国家保护的方剂,保密级别分为绝密级(长期保密)、机密级(保密20年)、秘密级(保密期不少于5年);目前,属于国家绝密级的中药制剂有云南白药、雷充上六神丸、片仔癀,华佗再造丸、安宫牛黄丸、麝香保心丸等,原来都是老字号或名老中医的秘方药。(16)

在上述秘方支撑的方剂中,国家承认的中药保密品种可以不公开就生产上市。属于其他种类和来源的秘方则被限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使用,甚至搁置不用;此等局面难以使得大量有效的秘方和制药方法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医疗实践领域中为民造福。尤其是医疗管理政策对院内制剂使用范围的限定以及中医药老字号对独有秘方和炮制工艺的束之高阁,既是医院和老字号的损失,也是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损失。此乃中药秘方的悲哀所在。

二、为何保密

在回答“为何保密”之前,“何为公开”的问题需要首先澄清。简单讲,公开秘方就是将秘方的处方、配方、剂量、配比、用法、禁忌以及炮制方式等技术内容在公共知识领域披露。古代中医师公开秘方的主要方法是编写秘方辑录与他人共享。根据其他学者的历史研究,中国最早利用书籍形式披露个人药方的医师是生活在晋代的葛洪。(17)此乃本文后话。

近现代中国,公开秘方的渠道增多,众多的中医期刊也可以将秘方公开。创刊于1908年,终刊于1927年的《绍兴医药学报》即为一例。(18)1949年后,大量秘方被政府征集,编辑成册出版发行或用学术期刊公开,其中包括来自寺院的古方,如浙江萧山竹林寺妇科秘要。竹林寺初建于1500年前,日本侵华期间,遭兵劫毁,所剩厢房在萧山老城改造中被拆尽。(19)据研究竹林寺女科的学者介绍,竹林寺僧医有100多代传人,代代精通前辈医论,尤专女科,留下方书刻本和抄本达数十种,皆称秘传、秘方、秘录、秘要,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目前保存37种,其中《竹林寺妇科秘要》共20卷,乾隆三十六年(1771)印,载545方,是竹林寺女科方书中记录方剂最多的一种版本。在竹林寺僧医世系中,绪辉(俗名为陈阿五)是最后一代传人,清朝末年还俗。1949年之后,陈寿椿医师(即绪辉之子)主动将《竹林寺妇科秘要》献给国家,经整理编辑后公开出版发行。(20)

近年来,各地出版社刊印发行的方书,数不胜数,令人眼花缭乱。在互联网进入大众时代之后,公开秘方的渠道更为扩展,出现了数家专门公布秘方的网站,如“中医药秘方网”“偏方网”“莲生中医药民间秘方网”“中华秘方总汇”“中华五绝网”,均为民间资本支持或个人爱好支撑的网站。但其中的秘方一般都是已经被公布过的民间秘方,属于对公开过的秘方再次公开或转载,而且不包括院内制剂药方或老字号秘方。

秘方有可能进入公共知识领域的另一渠道是药品和制药技术专利申请。专利申请包括的知识和技术内容要求可公开查询。既然可以公开查询,专利授权就意味着有关药品和制药技术的关键信息属于公共知识领域,专利保护期限较短,一旦期满,任何人可以无偿使用。

此外,秘方还可以用药品注册方式进入公知领域。药品注册申请包括临床研究申请和新药生产上市销售申请。药品注册申请,要求药品的生产和上市的先决条件是临床研究,不但要公开药物的成分、配比、制造方法、工艺流程,而且要符合现代医学的临床研究理念、程序、标准以及手段。注册申请人还要提供在中国的专利权属状态的说明。申请人提交的说明在食品药品监督机构的网络上传,还可以由第三方查询阅读。

总之,就中药秘方而言,但凡经过专利申请或药品注册,相关的知识内容和制造工艺信息即等于进入公共知识领域,从此无秘可言,除非进入国家级中药保密品种之列。由于药品注册申请以专利申请作为一个先决的条件,根据秘方制成的药品要上市就必须要有技术信息已经公开的专利申请授权,而中医药界对此积极性不高,秘方之秘仍为首选。(21)

在讨论大量中药秘方为何仍然需要保密的问题时,当代学者屡屡提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秘方作为生存之方的功能,其意是说拥有秘方的中医不愿意公开自己的看家本事,否则砸饭碗,失去竞争力;有的学者还用企业靠秘方发大财的事例,试图说明秘方转为商业奇迹的巨大能量。(22)在此类讨论中,秘方被视为生存之方或商业奇迹的基础,利益的驱动好似是解释秘方之秘的最佳理由,但经济理性的假设不该被视为唯一的合理解释途径。

针对秘方采取慎之又慎的保密措施,历史的维度和文化的视角可以补足经济理性假设的缺陷。在过去,秘方也被称为“禁方”,在民间的说法是秘方“传内不传外”,还要“传男不传女”。这一个简单的“传”字,已经点明秘方与中医教育的传统之密不可分。

民国前,中医传承模式以家传和师承为主,自学成才或接受过太医院教育的医生为少数。民国后,中医学校教育制度兴起,与家传和师承教育模式并行。到20世纪50年代,中医知识传承模式开始彻底转向学校教育。(23)尽管知识传承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家传和师承模式的影响在很长时间内仍未中断。先以上海曙光医院为例。作为海派中医的摇篮,该院的家传渊源,见于以张伯呐和张镜人为代表的张氏内科,以石晓山和石仰山为代表的石氏伤科,以徐丽洲和徐小洲为代表的徐氏儿科,以黄鸿舫和黄羡明为代表的黄氏针灸。(24)再以2009年第一次在全国评选出的30名国家级中医大师为例。这30位中医大师出生在1916年至1935年之间,按传承模式分类,家传模式4人,师承模式6人,学校模式2人;家传+师承模式4人,家传+学校模式6人,师承+学校模式4人,家传+师承+学校模式3人,自学+师承+学校模式1人。简而言之,在这30位国家级中医大师中,28人走过家传和师承道路。(25)

有家传就有医学世家,有师承就有师徒门派,同时必有能够彰显世家和门派的诊疗理念和方法,包括对药性的理解和对药物的用法。父以教子,尽得真传,师徒授受,连绵不断,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知识继承和创新,乃为中医形成众多学派的根本。(26)虽然学术承继与发展也可以靠自学钻研某一学派或某一名医临床经验著作的“私淑”方式实现,但是仅仅从书本得到的知识毕竟不能代替临床直观互动的传授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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