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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发布日期:2016-12-24

「许纪霖:知识分子为什么重建社会重心失败?」正文

在漫长两千年的古代历史之中,中国士大夫作为四民之首,曾经是社会与国家的中枢,在朝辅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为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社会。士大夫阶层成为最有影响、举足轻重的社会重心。那么,到了近代以后,当传统士大夫逐渐自我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以后,其社会政治影响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是继续成为社会的重心,还是被社会边缘化了?关于这些问题,近年来学界有不少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余英时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 他所提出的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被边缘化的看法,得到了相当多的认同和回应。余先生的看法固然有其道理,道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下行的一般趋势,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一下行趋势, 并非知识分子的全盘溃败,相反地,现代知识分子比较起传统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不仅没有下滑,反而有很大的提升。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文化影响力的提高。为什么这两种看起来似乎是悖论性的现象会同时在近代中国发生?个中又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这些问题,将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从“士绅社会”到“知识人社会”

晚清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士大夫而言,无疑是自春秋战国以后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其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秩序处于不断的解体之中,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乃是士大夫与过去那个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与制度发生断裂的转折点所在。传统的秩序崩盘了,新的秩序尚待建立,在这历史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士大夫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参与瓦解着旧的秩序,同时又被旧秩序抛离到社会,再次成为流落民间的自由流动资源。

晚清的知识分子游士化,与春秋战国时代不同的是,这次不是从宗法封建政治关系中,而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出来,成为下移到民间的游士。虽然知识分子失去了国家所赋予的功名,失去了法律上的政治和社会的特权,但他们依然不是一般的平民,而是特殊的平民,依然是社会的精英,在这礼崩乐坏的大时代里,充满了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矣。虽然,国民者其说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

梁任公所说的“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指的就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到民间的知识分子们所组成的社会。这些知识人,虽然成为职业各不相同的游士,但他们并非互相隔绝的一盘散沙,而是有着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网络。这样的社会文化网络,我称之为“知识人社会”(intellectuals society)。

“知识人社会”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年间出现,到民国初年发展成型。如同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传统士大夫自我演化而来,“知识人社会”的产生也并非平地起楼,而是与传统的“士绅社会”有着历史的血脉联系。所谓的“士绅社会” (gentry society)这一概念,最早由费正清提出,按照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描述,“士绅社会”是一个有获得功名的精英主宰的社会,它处于由地方行政官代表的公共事务领域与个人及其家族的私人领域之间。汉唐时代的儒生们走的是往政治发展的上行路线,更多地体现为帝国的士大夫,而宋明以后由于佛教和理学的内在转向,士大夫们从单一的上行路线转而下行,注重民间的教化职能,从士大夫变为士绅。这些士绅虽然具有科举考试所正式赋予的国家功名,但他们的权威更多来自民间,来自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威权。 由于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力只达到县一级,在地方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有很大的权力真空,这一权力真空正是由地方士绅们所填补,形成一个具有自治性质的“士绅社会”。

到19世纪中叶,借助平定太平天国叛乱的机会,地方士绅的权力从地方性的社会文化事务,扩展到拥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军事领域。随着朝廷中央权力的逐渐衰落,地方士绅在新政和自治的制度化名义下,进一步扩展权力的基础,终于在辛亥革命中成为最大的获利者。晚清是“士绅社会”权力扩张的登峰造极,同时也因为其过于政治化而自我瓦解:一部分士大夫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而失去民间的身份,而另一部分士大夫则在新式的建制之下蜕变为新式的知识人。在清末民初年间,传统的“士绅社会”渐渐自我转型为一个“知识人社会”。

“士绅社会”与“知识人社会”的最大区别首先是其主角的不同,从传统的士绅易为现代的知识分子,除了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转换之外,“知识人社会”与“士绅社会” 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内部建制的变化。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说:“只有近代社会提供了制度化条件,使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 张灏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指出:晚清以后,在城市社会之中,渐渐出现了使现代知识分子得以形成的制度性媒介:学校、传媒和结社。张灏将这三者称之为基础建构(infrastructure),即“知识人社会”得以凭借的三个基础性的公共网络。 1890年代以后,随着新式的学堂、传媒和社团的出现,出现了一个“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居于国家(上层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下层的市民社会)之间,其中的角色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现代知识分子,其职业和身份是多元的:教师、编辑、记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他们不再像士绅阶层那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国家科举制度所认同的正式身份。但正是这些职业与身份多元的现代知识分子,共同形成了一个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

晚清以后,在西方科学思想的催化和中国思想传统内部发酵的双重因素之下,传统的天理观逐渐演变为科学的公理观,以道德为中心的规范知识逐步让位于以科学为中心的自然知识。 而能够掌握、控制这一新的科学知识的生产、流动和消费整个过程的,正是从传统士大夫那里蜕变而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的社会是一个以知识为中心的社会,知识取代宗教和道德成为社会正当性的来源,也同时成为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力的渊源。知识的再生产,就是权力的再生产,知识分子在生产知识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他们的文化权力。

在整个知识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之中,学校和传媒是两个最重要的核心环节。知识分子因为控制了传媒和学校这两项核心资源,使其晚清以后在文化和舆论上的影响力,比较起传统知识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掌握了知识和舆论生产、流通权力的知识分子,本身又是组织化的,形成各种知识分子的社团共同体。于是,借助学校、传媒和社团这三个重要的建制性网络,具有多种身份和职业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替代传统“士绅社会”的“知识人社会”。

二、“知识人社会”的公共网络:学校、社团与传媒

晚清的思想家们如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将学堂、报纸和学会,看作是开发民智和社会改革的三个最重要的途径。虽然他们不曾意识到这是即将出现的“知识人社会”的基础性建构,但已经视之为新式士大夫得以施展社会影响的重要管道。梁启超、谭嗣同的想法并非移植于西方,也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来自于晚明的历史遗产。宋明以后,士大夫的重心下移,从庙堂转移到民间,在基层形成了一个“士绅社会”。在“士绅社会”之中,各级士绅们通过各种方式互相串连,形成了多个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交往网络。到明代,这一士大夫的交往网络已经发展到了空前的规模。明季士大夫的书院林立,讲学成风,士大夫们的结社也蔚成规模。晚明的东林党、复社这些士大夫群体之所以对朝野拥有影响,乃是拥有书院、讲学和结社这些公共交往的网络。到了晚清,当内忧外患再度泛起,中央王权逐渐式微,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些在野士大夫试图重新担当挽救危亡的使命,赋予他们思想灵感的,首先不是域外的新学,而是明代先人留下的历史遗产。

从功能的意义上说,学校、报纸和结社,既是现代中国的公共网络,也是中国特殊的公共领域。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资产阶级为基本成员的欧洲公共领域不一样,其在发生形态上基本与市民社会无涉,而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题相关。而这一切,恰恰与明代士大夫的书院、讲学与结社有着非常密切的历史和精神联系。现代中国“知识人社会”的公共网络,只有放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脉络之中,才能理解其特殊的发展形态。

首先来看学校。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学校最终替代科举,成为国家建制所承认的精英培养的正式机构。从此,学校的文凭、特别是海外留学获得的洋文凭,替代了科举的功名,成为通向政治、文化和社会各种精英身份的规范途径。胡适在《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中说:“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千年来,差不多没有一个训练领袖人才的机关。贵族门阀是崩坏了,又没有一个高等教育的书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没有一种教育是训练‘有为有守’的人才的。五千年的古国,没有一个三十年的大学!” 胡适的这段话道出了一个事实:从古代到近代,中国文化的重心有一个从家族到学校的大转移。无论是汉朝的太学时代,还是隋唐以后的科举时期,学在官府,衡量文化和精英的标准也在朝廷,士人的独立性有限,哪怕有儒家的精神道统,也只有少数人才抗得住。宋明士人如此重视书院,原因亦在此。六朝隋唐时期士人之所以比较有力量,文化灿烂,乃是有世家大族的支撑,明清时期尚能保持一点学脉,也与文化家族有关。

晚清以后,传统家族逐渐衰落,但书院挟着欧风美雨的威力摇身一变为现代的学校,成为文化生产的重心。1904年的“癸卯学制”和1912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两次学制的大改革,奠定了现代中国学校的基本建制,从此,知识分子改变了依附于王权政治的历史,开始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职业空间。新式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带来了两个悖论性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学校使得知识分子无论在身份上,还是心态上都获得了独立,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附于朝廷王权。这一次的独立不仅是精神上的独立,仅仅靠一脉道统支撑自己,而是有了一块实实在在的社会地盘,有了自己独立的建制化资源。读书人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再一次疏离仕途,获得了相对于王权的自由。但这一次,凭籍的不是门阀世家,而是学校是真正属于知识人自己的社会建构。儒家追求了两千年的学统,到了20世纪终于找到了学校这一肉身,精神的灵魂终于获得了安身立命之地。

在近代中国,不须说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即使是国立大学,国家权力的干预亦相当有限,有相当的自主性。大学的自主性基本掌握在教授手中,学校拥有自身的文化标准和精英选拔标准。由于学校掌握了知识生产的核心权力,又将这套文化标准到社会,通过对商业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技术精英的培养,以现代的学统为网络,建立起一个遍布全国的精英网络,从而拥有了现代社会独一无二的文化权力。

但独立又是一把双刃剑,它也带来了另外一个趋势:独立以后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游离于社会。当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以隔离的智慧,以学术为志业的时候,也就将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与乡村没有关系,与所在的城市没有联系,也与政治相隔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种自我的边缘化。不少成为象牙塔人的知识分子,当成为某个专业的专家学者之后,不再有社会担当。特别在乱世之中,如同魏晋时代的名士一般,清谈学术以自得,到1930年代,以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文化贵族。

中国二千年以儒家为中心的文官政治传统,使得政治不得不借助文化象征符号,才能获得其合法性。中世的士族门阀,凭借的是世家大族本身所拥有的文化优势,近世转为官僚政治以后,科举出身又成为士大夫最重要的文化象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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