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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谱忠发布日期:2016-04-22

「胡谱忠:多元文化主义」正文

【内容提要】 多元文化主义是欧美诸国在自由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关于弱势群体在族群冲突和社会抗争中要求平等权利、获得承认并保障差异权利的理论和措施。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欧美西方国家少数族裔的文化政策,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面临了挑战,与族裔文化相关的社会混乱事端频发,西方文化界对多元文化主义聚讼纷纭,理论排演越来越复杂。但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文化实践仍很有活力,已经为主流社会文化提供了可贵的批判资源,而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也有广阔的空间。

【关 键 词】多元文化主义/族裔/文化/文学

略说

从1994年《撒旦的诗篇》(The Satanic Verses)因冒犯伊斯兰信仰引起穆斯林对作者的全球追杀,到2012年美国好莱坞在电影中侮辱穆斯林先知,激起埃及与利比亚民众围攻美国大使馆;从2005年的法国骚乱,到2011年的挪威爆炸和枪击案,最近若干年,隔不多久西方发达国家就要发生类似的以族裔为名引发的社会动荡或恐怖事件。而此类频繁发生的社会混乱事端,近期在大众传媒界都有归咎于当代西方社会“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文化政策的倾向。围绕着多元文化主义,近几年西方文化界聚讼纷纭。欧洲几位首脑已经纷纷表态,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而学者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排演也越来越复杂。

简言之,多元文化主义是欧美诸国在自由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关于弱势群体在族群冲突和社会抗争中要求平等权利、获得承认并保障差异权利的理论和措施,而具体到各国实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则不尽相同。多元文化主义可分为作为政治哲学的多元文化主义和作为少数族裔政策的多元文化政策两种。多元文化主义对欧美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发挥了重要的影响。而其中,多元文化主义观念对社会文化实践的影响尤其值得人们审视。

综述:多元文化主义的缘起与争论

上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在族裔事务方面经历了转型,主要表现在由传统的从体制与文化上歧视、隔离或灭绝少数族群的种族主义、同化主义,向多元文化主义过渡。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有具体效力的文化政策和文化理论产生于20世纪的60年代。在欧洲,文化的多元性本已有寄托,那就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的随着印刷资本主义而来的欧洲大陆上多种民族意识的兴起,(38-46)不同的民族国家共同组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欧洲。但是目前在欧洲,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真正针对的是二战之后随着欧洲经济复苏的需要而不断迁徙而来的移民群体。上世纪50至70年代,欧洲殖民主义体系崩溃,欧洲的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又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导致原欧洲殖民地人口大量进入欧洲。进入法国的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其在非洲马格里布地区的前殖民地国家、特别是阿尔及利亚;进入英国的外来移民则来自于其遍及全球的殖民地,包括加勒比海地区、亚洲(印巴裔居多)和非洲国家;德国则从土耳其招来大批打工者。移民经过几代繁衍生息,其人口在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已经“蔚为大观”,其文化相对于主流文化的“异质性”也愈加显豁,于是,多元文化主义观念与政策应运而生,它致力于解决民主国家内部源于社会结构和历史遗产在族裔之间的不平等。而为解决这种不平等,欧洲各国政府纷纷通过调整资源分配和强调补偿性的正义理念进行纠正。

随着20世纪60年代黑人的民权运动,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也与欧陆有了呼应。为了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也基于美国自身的立国经验,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解释并正当化的理论在美国也应运而生。这些理论强调对异族文化的尊重和欣赏,把包容异族文化定为开明进步的价值,任何违反这些价值的言行都被视为政治不正确。为此,1965年美国设立了著名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Satris:250-59)试图对历史中处于文化劣势的族裔在教育、公务员招聘等方面给予倾斜性照顾,是最具代表性的多元文化主义少数族裔政策。

自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化和公共服务政策实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少数族裔问题上一时深孚众望,诸如澳大利亚的土著、欧洲的移民、加拿大魁北克式亚国家等族裔问题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切。通过一系列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这些国家呈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承认、包容、接纳族裔文化多样性的社会氛围。同时,多元文化主义观念也向着女权主义者、同性恋等弱势群体的权益开放,但族裔文化无疑仍旧是它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

“多元文化主义”一词似乎并没有确切的定义,有时候它的含义显得有些模棱两可,它是与时俱进、不断得到重新阐释的概念。在许多时候,它会被推向对西方主流社会固有权力关系的激进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呼吁对民族国家内部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固有权力关系进行重新定义和组织。在多元文化主义者看来,共同体、社会、民族甚至整个大陆的存在都不是天然的,它们只存在于密集编织的关系网中。这种交互的、对话的、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使得文化方面的社会政治安排具有了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出台之后,在一段时期内颇具成效,较好地处理了少数族群在国内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同时在某些国家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族群间的紧张关系,促进了少数族裔对主流社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有效地实现了某种社会整合。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人们都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民族、族裔问题的良方妙策时,它负面的效应开始显现。

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口号下,欧洲穆斯林移民聚族而居,渐渐形成一个个少数族裔的孤岛,并渐渐形成具有民族色彩的社区文化,语言、社区经济甚至民族教育机构都迥异于“主流社会”。这些充分体现出多元文化主义宗旨的少数族裔政策安排,并没有解决少数群体在社会、经济、政治上所受到排斥的根源问题,反而梦游般地走向了另一种隔离,被指摘为“制度性的种族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近来面临的指控主要包括:第一,忽视了经济和政治不平等问题。而在强调少数族裔的文化独特性方面,为避免价值判断,故意选择诸如美食、音乐、歌舞等安全的多元文化主义实践,导致文化差异的琐碎化和“迪斯尼化”。其次,多元文化主义无形中倡导了一种封闭的、静态的少数族裔文化观。多元文化主义往往把文化差异绝对化,忽视了当代社会中任何一种文化所包括的调适、融合的过程和状态,忽略了文化的“共性”,从而强化了少数群体永恒的“他者”的刻板印象。最后,主流文化在描述少数族裔文化时,常常只尊重现有内部精英的意见,实质性地强化了少数群体内部的等级秩序,压制了少数群体内部对其文化持改革态度的人。(金里卡:318-19)

总之,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化观似乎是本质主义的,没能理解文化是如何不停地相互混杂与汲取营养的。以当代欧洲社会的“心结”――穆斯林文化为例:在穆斯林国家群里,并不存在单一的穆斯林文化身份。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其日常生活大部分与他们的印度教邻居相同,而可能与生活在另一遥远地区的其他穆斯林却少有相近之处。超越性的“穆斯林性”既是人为建构,为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强加一个这样的身份也显得无稽,而且在强加这一身份的同时还剥除了他们身上的其他身份认同,无形中既是在向宗教右翼势力和东方主义者所鼓吹的观念屈服,也最终使得这一人群报复性地自我选择并强化这一身份认同。(Parekh:199-200)

待到欧美国家看清多元文化主义之弊,才如梦方醒,欧洲国家元首纷纷反思,开始调整原有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政策,希望重振超越了多样性的统一文化和共同文化,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也蔚然成风。最强大的质疑来自欧美社会中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巴里(Brian Barry)在以自由主义为武器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批判时,曾对“自由主义”文化传统进行过辨析:这个词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在美国,它所指称的是一种较弱形式社会民主,在欧洲大陆,它更多的是指比较偏爱市场的政治立场。巴里使用的“自由主义”在范围上包括前面这两种意义。自由主义是启蒙运动的基本价值在当代的发展,其核心是平等的公民身份观念。自由主义国家的成员享有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它不承认任何意义上的差异,如种族和性别。每个人都享有同样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法律规定了平等自由权利的框架。(279-80)而多元文化主义的话语工具正是“差异政治”与“承认政治”,那些无视差异、表面上价值中立的做法,被视为合法化的不平等。因此,多元文化主义正好为自由主义树立了批判的靶子。

美国保守势力也抓住机会,开始表达对教育和学术界的多元文化主义实践的强烈反感,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便开始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批判,导致了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文化冷战”,芝加哥大学教授布卢姆(Allan Bloom)的著作《封闭的美国心灵》(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便是这场冷战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新保守主义教父级人物、著名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发出了关于“美国正在丧失统一”的警告。还有保守派资深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国际问题上关于“文明冲突论”的预言,以及对“美国国家认同”的忧虑的畅销著作,都汇入了这股攻击多元文化主义的潮流。文化和宗教学者施密特(Alvin Schmidt)把多元文化主义比作潜入西方文化的现代的“特洛伊木马”,指出多元文化主义描绘了一幅错误的、欺骗性的图景,暗地摧毁了“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并发出了美国文化的毁灭在所难免的警世之音。(9-23)后来,亨廷顿又发表了《我们是谁》(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进一步强调了其保守立场。从布卢姆到亨廷顿,关于美国核心文化受到多元文化主义破坏的焦虑绵延许久,《我们是谁》的论点与施密特的警世之言大体相仿,但在少数族裔对主流文化的影响方面着墨却比前者详尽,其中还着重谈到了墨西哥裔移民的特征,(183)以及美国西南部的拉美族裔化。(209)

在欧洲,荷兰鹿特丹等地的穆斯林移民社区被形容成一个个不断扩张的文化孤岛,宛如“国中之国”;伦敦被忧心之士称为“伦敦斯坦”。(Phillips:1-18)更有人认为,如果穆斯林移民的高生育率与欧洲白种人的低生育率状况一直持续,未来的欧洲也有可能变成“欧拉伯”(Eurabia)。(李明欢:54)事实似乎又一次印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随着大量不同文化、宗教和语言的人群因移民而近距离杂居在同一国度内,若没有共同的目标来凝聚人心,缔造“共同文化”,种族冲突将成为21世纪欧美国家的家常便饭。这样一来,“恐怖”仿佛成了多元文化主义的题中之意。(Levy:11-13)

多元文化主义无形中成了“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文化过程。一些曾大力倡导多元文化主义的代表性国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悬崖勒马。以法国为例,2004年,总统希拉克推出政策,禁止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使用宗教象征符号,这在以前似乎要犯多元文化主义的大忌,因这些符号构成了多元文化主义的“象征性认识”。(Murphy:34)无独有偶,2010年,前法国总统萨科齐大张旗鼓地禁止在法国穿罩袍。显然,法国人本想让伊斯兰适应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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