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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晗发布日期:2016-01-18

「韩晗:想象的空间: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正文

【内容提要】 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息息相关,都属于“西学东渐”影响下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新产物。在科学思潮的主导下,都市文明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促使日常生活呈现出审美化的特质。这导致了都市文明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进程中获得发展与完善,使得两者共同丰富了科学思潮的人文内涵,并促进科学思潮得以在人文精神的层面来影响社会的大多数。因此,科学思潮既积极地推进了中国社会、文化与城市的现代性进程,同时也为这一进程带来了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从科学思潮角度切入,可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与都市文明两者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关 键 词】科学思潮/都市文明/文化现代性

都市文明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角色,它为这一进程提供了相对丰富的精神与物质资源,并且已经构成了时下学界一个被关注的热点问题。无论是近代史学科,还是文学史、社会史、科技史领域,对于这一问题都有不同方面的关注与探讨。譬如王德威、程光炜、陈平原等学者对于这一问题早有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但笔者认为,先前学界的探索多半集中在单一学科内部,即讨论都市文明中的某个方面(如经济、文化、建筑与交通)对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的影响,而较少将“都市文明”容纳进一个宏观的历史视野中进行衡量,即将“都市文明”作为一个现代科技进程的整体产物予以考察,揭橥其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的复杂关系。

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肇始于晚清七十年,发展于民国前三十年,而这前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恰是都市文明在中国生根、发芽的漫长历程。由是可知,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与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几乎同步,因此,从科学思潮的角度来剖析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之间的关系,显然有着见微知著的意义。

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涉及学科众多,远非一篇论文所能详述。因此,本论亦非企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全景式的描摹,而是拟从“科学思潮”发展轨迹这一点切入,以“想象的空间”为出发点,对如下三个问题依次进行思考与梳理:一,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之间有哪些共同点?二,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的进程之间构成何种相互影响?三,立足于科学思潮的角度,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何特别意义?

“都市文明”是一个相对而言较为复杂的概念,尤其是中国的都市文明因为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因素而更加复杂。因此学界对于中国“都市文明”的讨论就始终存在,但却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张爱玲曾如是评价以机械文明与商业文明为代表的都市文明:“现代文明无论有怎样的缺点,我还是从心底里喜欢它,因为它到底是我们自己的东西。”[1](P160)也有专家从费孝通的“陌生人伦理”出发,认为中国都市文明必须要打破传统儒家的“熟人观念”进入到“陌生人伦理”的社会中,这才是“都市文明”在中国的形成标志。[2](P8)而早在八十多年前,日本学者弓家七郎就曾结合东亚国家的社会发展得出过结论:都市的核心在于“社群”(community)而不在于“社会”(society),进而认为“都市是文明的源泉”。[3](P2-3)种种说法结合到一起可以得出下述结论:都市文明是一种建构在机械文明、社会文明与商业文明之上的,完全有别于农耕文明的现代性文明形态。从这个角度看,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以现代性的方式与传统文化的割裂。

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反传统,这一点与都市文明存在着共同点。只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性进程中,所悖反的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忠恕之道、孔孟之学,强调以西方的民主政治、人文主义代之。而都市文明则是完全来自于西方、以街道、社区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文化表现,因此,两者都是“西学东渐”语境下的产物。

值得一提的是,以“城市化”为核心的中国都市文明的进程,深层次地对传统农业文化进行了颠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封建时期均由完全的农业社会为主,而由于殖民入侵、开埠通商而发生的现代城市化,则以侵食农村土地、瓦解宗族关系、改变农村劳动力结构为手段。早期城市化进程的目的虽是满足殖民者对土地侵略与对物质的掠取,但也在客观上推进了中国融入世界文明的步伐,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由是可知,“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构成了共生的关系,两者共同推进着中国社会思潮的现代性进程。但是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来看,两者既有共生的一面,也有从属的一面。毕竟中国文化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含义逐渐广阔,既包括文学、艺术,也包括哲学文化、政治文化与各种思潮,自然也与“都市文明”有着一定的从属关系。

从共生关系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与都市文明一样,因“西学东渐”特别是科学思潮、科技文明的引入而勃发。建构在现代交通、建筑、工业、机械与日常生活方式之上的都市文明,实际上,这些因素也是开启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进程的重要动力。

以科技思潮为主导的机械文明主导并推动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社会、政治与文化现代性的进程,中国也不例外。早在“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为用”就逐渐拆解了“中学为体”原有的社会地位,一批启蒙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了科技思潮下机械文明与工业文化的重要意义,认为“孔孟之学”并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更无益于抗敌御侮。在这样的语境下,科技思潮很快成为了中国启蒙运动的主导。

这一切正如张灏所认为的那样,“当时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首次从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外扩展,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士绅文人中间发生的思想激荡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4]早期全球化借助着科学思潮的力量,为中国社会导入了新的生活、生产方式并为今后中国社会的变革蕴育了潜能。

因此,在科学思潮的影响下,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共同推进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性,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两者共生的另一重历史证据。正如弓家七郎所言,都市文明的元素是“社群”,这是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以家庭为社会元素的颠覆。在科学思潮的引领下,在中国的沿海、沿江通商口岸中形成了以公寓街道、大众媒介、广场商店、学校影院与公共交通为载体的“公共伦理”,人与人之间相处逐步走向了“陌生人伦理”的交际范畴,原先依靠家庭、家族的人际交流逐步发展为从“个体”到“社会”的大众传播,在社会走向现代性的启蒙发展,都市文明协力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共同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共同推进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性的层面上,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还存在着一个不谋而合的“合谋”,即催生了先进意识形态。都市文明不但带来了先进的器物之学,也带来了社会公约、法制规章与制度规范,推动整个社会朝着良性、有序的目标发展,而中国文化在现代性进程中所产生的现代戏剧、小说、电影与杂文等新兴文化形式,恰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精神上的动力。

由是可知,由科学思潮所催生并推动的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与都市文明,两者从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且都为早期全球化在中国的特殊发展结果,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备着共生性的关系,并共同发挥着为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助推的历史作用,因此,两者必然存在着推动相互共生发展的内在动力。

科学思潮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传播渠道,改变了中国文化的生产方式、生产观念与生产形态,同样,它也为中国的都市文明提供了内在的动力与必备的前提,欧美国家通过对科学思潮的输入来推行其经济、政治与文化等上层建筑,进而使得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语境当中。

在这个共生的过程中,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表现出了两者密切的关联性。以白话小说、摄影、新诗、电影、广播、现代美术(包括工艺美术)、现代话剧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化,正是由都市文明所孕育并在这一土壤下获得发展与繁荣,它们共同营造出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结构与主要内容,成为中国文化“现代性”的重要标志。

藉此笔者认为,从科学思潮的角度看,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存在着如下三重相互影响。一是在科学思潮的主导下,都市文明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二是科学思潮促使日常生活呈现出审美化的特质,导致都市文明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进程中获得发展与完善,三是两者共同丰富了科学思潮的人文内涵,使得科学思潮得以在人文精神的层面来影响社会的大多数。

首先,都市文明如何在科学思潮的主导下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发展的空间。按照城市文化学的概念,都市文明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建筑、街道、商品、工业生产、公用设施与公寓等组成的物质文明,另一部分则是包括了法律、公约、制度、生活方式、艺术、文学等的精神文明,科学思潮对于这两部分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对于前者,科学思潮主要发挥的是器物、技术层面的意义,而对于后者来说,科学思潮的意义主要在于以一种社会思潮的方式介入,利用逻辑理性的思维特征与实验求证的研究方式来影响都市文明中精神文明的发展。

处于现代性进程中的中国现代文化,在这两重影响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科学思潮从器物、技术层面来促进都市文明的发展时,中国现代文化正是在这种动力下找到了自身的发展空间。譬如因为城市街区的出现,导致了电影院、现代戏院的落成,使得电影、话剧获得了展演的机会,再譬如因为工业生产与工艺美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繁荣,致使中国的出版界在当时曾空前兴盛,杂志、画报的印刷质量与数量曾一度达到历史的峰点。

其中,现代建筑与文化现代性是反映这一问题的另一重表征。学界一般认为,1935年是上海地区杂志业最为兴盛的“杂志年”,各类现代派装帧的杂志以上海为出版中心,流向全国各大口岸城市。与此同时,上海的装饰主义(ArtDeco)美学风格也发展到了极致,六大该风格的标志性建筑卡尔登公寓(1935)、上海市体育馆(1935)、上海卫生试验所(1935)、提篮桥监狱(1935)、百老汇大厦(1935)与建设大楼冶金局(1935)均在这一年落成完工。

这种巧合证明了建筑文化与出版文化(或现代文学)在现代性路径上的相通性,都市文明既为科学技术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如摩天大厦、现代建筑等等),同时也在科学技术的主导下,促进了文化的现代性进程。[5]

因此,我们无法忽视都市文明给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带来的另一重空间,即从思维特征与研究方式的角度来带给中国文化现代进程以内在动力。科学思潮为都市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让科学思潮渗透到了日常生活方式当中,瓦解了先前保守的中国文化传统,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更为开阔、便捷的路径。藉此不难看出,在科学思潮的主导下,都市文明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宽阔的发展空间。

其次,随着科学思潮逐渐普及化、大众化,中国文化在现代性进程开始出现民间化的“俗化”趋势,而这恰与都市文明中的精神文明、消费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集。

鸦战以降,百业待兴。随着租界开埠、口岸通商等“洋务”的发展,以及受新式教育人群的不断扩大,中国普罗大众开始逐渐感受到了“科学思潮”的力量与意义。西医、西装、西餐、西文与西式学堂等“西字头”的文化形态日益成为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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