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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发布日期:2016-03-01

「方朝晖:文化保守主义是如何被民族主义绑架的?」正文


【内容提要】与西方民族主义相比,东亚民族主义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家族主义,二是团体主义。这两个特点导致东亚国家容易产生神化祖国的强烈冲动,希望把本民族打扮成一个完美的图腾来崇拜。当这种民族主义进入国学后,导致国学研究变成向西方宣战的武器,以论证中国文化伟大和中国思想高明为主要兴趣。这样做并非出于真心爱国,而是为了满足某种难以启齿的心理需要,其结果是破坏学术规范,掏空行业价值。为了彻底清理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需要从历史教育等多个不同方面综合开展。


【关键词】民族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 国学研究


一、东亚民族主义的两个特点


蔡孟翰先生最近深入地分析了东亚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认为作为西语nation的对应词,东亚各国所用的“民族”概念,“实出自宋代以来之宗族论。”[2]他发现,中国历史上与封建制度深固相联的宗法传统中的大宗思想,在现代早期的日本得到了发展,最后由留欧归来的会泽正志斋(1782-1863)系统阐述,经过穗积八束(1860-1912)等人的系统、完整阐发,而正式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流播到中国、朝鲜、越南等地,并被广泛接受。[3]这暗示我们,“民族”及“民族主义”在东亚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与西方既联系又区别的特定含义,其特殊之处在于,家族或家族主义思想可能与现代东亚民族主义深刻相连。


今按:“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汉字,甲骨文中即有。根据《说文解字》及段注,“族”字从?从矢,本义当为众矢束集,[4]引申为丛聚、集合之义。然而现当代学者多认为,“族”字本义即为氏族或家族,“?所以标众,矢所以杀敌。古代同一氏族或家族即为一战斗单位”。[5]不管如何解释,有一点可以肯定:早期文献中“族”用作“丛集”时,主要限于物;而用于人时,主要指血缘共同体,如金文、《尚书》、《左传》、《诗经》、《国语》、《礼记》等早期文献中的 “九族”、“七族”、“三族”、“五族”、“乃族”、“公族”、“王族”、“族人”、“族类”、“邦族”、“宗族”、“国族”、“合族”、“收族”、“绝族”、“无族”等术语。《左传・隐公八年》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明确以血缘亲属为族。


虽然古汉语中早有“民族”一词(最早见于《南齐书》),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在中国则于1837年首见,正式流行是1900年以来的事情。[6]古人虽有宗族概念,但不曾以一国之人合称为“一族”。古人所谓“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只是浪漫想像。以一国之人合称为一族,乃是近代世界历史的变化所致。即:既然“天下”已分裂为“万国”,那就只能认同一国;既然“天下”不能为“一家”,不妨以国为家。以一国为一家,即以一国为一族,此即“民族”或“国族”(孙中山常采后一用法)。总之,民族也罢、国族也罢,其实质是把传统的宗族或家族放大为涵盖一国之人。


例如,在梁启超1902年对“民族主义”下过的、可能是最早的中文定义中,即以“相视如同胞”为民族主义之重要特征,透露出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应包含共同血缘的家族概念,故“同胞”、“侨胞”、“台胞”之类术语今日亦常见于官方话语。[7]又如,孙中山在有名的“三民主义”(1924)演讲中,亦明确主张以家族、宗教为基础建构中华民族。他的理由是,“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 [8];中国人在家族、宗族内部的团结力量特别强大,只有以家族、宗族为基础建构中国民族(即孙中山所谓“国族”)才能让中国人真正团结起来,实现救中国的目标;因此,


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9]


如果说西方原生的民族主义以公民或市民为基础,东亚后起的民族主义则以家族或宗族为基础。[10]


东亚民族主义“家族化”特点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对于始祖的重新确认。这具体表现为中国人放弃众圣、树立黄帝为始祖,以及日本人放弃吴泰伯、改立天照大神为皇祖,朝鲜人放弃箕子、改立檀君为始祖,越南人放弃炎帝、改立雒龙君为始祖这一共同现象。[11]既然是一家人,总能没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呢?即使没有,也要人为造出来呀。当然始祖必须是“本族”的,不能为外国人,否则何以显示本族与外族的区别来?诚如蔡孟翰所言,“在19世纪末以前,在东亚思想史一般的认知里,很难想像所有的民是同一族,因为,民有百姓,既然有百姓就是不同族。”[12]


东亚民族主义的家族化特点,还体现为“祖国”概念的神圣化。我们知道,在西方民族国家形成史上,祖国作为一个民族形成的地理条件而主要具有空间的意义;由于现代西方民族都是罗马帝国崩溃后逐渐形成的,祖国是后起的,未必具有天然的神圣性。[13]但在东亚历史上,一旦民族概念诞生后,“祖国”立即变得十分神圣。这是因为在东亚人看来,正象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神圣的发源地或居住地一样,民族作为放大版的家族也必须有自己神圣的发源地和居住地。这个发源地或居住地是自己的祖先由始以来就拥有的、天赐的,决不是后起的。由于现代东亚主要民族起源较早,从古代到现代,其生存空间未大变化,族群结构未大分化,从而大大强化了上述信念。于是在东亚,正象家族不可以批评或指责、只能无限赞美和感恩一样,祖国也不能批评或指责、只能无限赞美和感恩。在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或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看来,祖国可以象公司一样自由加入或退出,甚至脚踩两只船(双重国籍),因为它本来就是公民契约的产物。[14]但在家族化的民族主义看来,祖国是不可以随便选择的,而是前世注定的;祖国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只有接受的义务,没有放弃的权利。[15]虽然今天的东亚人对于国籍已经不再固执,但是对于双重国籍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还是难以接受的。


然而,要认识东亚民族主义的实质,仅仅停留在家族主义上还远远不够。既然“民族”已经东亚化,自然也就要接受东亚文化心理的改造。由荷兰学者Geert H. Hofstede等人挑起、美国学者Harry C. Triandis等一大批学者跟进的文化团体主义(collectivism)研究表明,东亚各国均可称为文化团体主义相当强的典型国家或民族。[16]所谓“团体主义”,作为文化心理学术语,是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相对的,其主要特点之一是在团体中寻找自我认同的基础、区分自己人与外人、以团体作为个人安全感的主要保障等。比如研究发现,东亚大学生更多倾向于毕业后在大集团工作,而欧美大学生更多倾向在小公司或小单位工作;再比如,帮派主义、团体主义、山头主义之所以在东亚文化中长盛不衰,是因为人们非常强烈地依附于团体来获得生存保障。现代东亚的民族主义,带有鲜明的文化团体主义色彩。


由于文化团体主义以团体(collective或group)为个人安全感的最重要屏障,当它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后,就产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后果。例如,在一种无意识心理需求的支配下,人们产生了把自己的民族美化或神圣化的强烈冲动;无限夸大祖先的“光荣历史”和“辉煌成就”,以此获得心理安慰;从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把历史人物和民族英雄都打扮成爱国的典范;千方百计证明,自己的祖先自古最热爱和平,历来都受人欺压;对于自己祖先做过的可能是伤害外族的行为,包括侵略或欺压等在内,则讳莫如深;任何外国或外族人对本国或本族的批评或指责,或对本国或本民族不利的行为,都被视为敌对;对于现实的国际冲突,动辄上升到全民狂暴的仇视心态;在国家政策制定及发展规划方面,容易以国家需要压倒人性需要和文明需要,甚至打着民族或国家需要的旗号,肆无忌惮地侵犯正常的学术研究和私人生活。


综合东亚民族主义的上述两个特点[17],我认为它确实更接近于一种“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18]其中团体主义成分与家族主义成分共生共长,难分难解。这种民族主义包含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对这些非理性因素的审视和反思,理应引起高度重视。这是因为,不管“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是“想象”出来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还是捏造出来的(厄内斯特・盖尔纳[20]),但它既已形成,也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存在;不管你接受还是不接受,它都在有意无意中主宰着人们的思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二、被绑架的国学研究


如果说文化无意识是指一个文化中特有的、在无意识中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或观念,那么可以说,东亚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形成后,作为一种揉和了家族主义和团体主义的无意识,操纵了无数人的神经。从这个角度说,东亚民族主义却又像是土生土长的。至少,由于它在东亚文化土壤中找到了稳固的根基,已变得非常强大、不可一世。


东亚民族主义中的“文化无意识”,就是人们在追求民族利益的时候,未必十分清醒地意识到那些支配自己神经的思想观念。比如,一个人爱国、希望自己的祖国富强,本来是十分正常、合理的。但是如果他在学术研究中以证明自己的祖国无比伟大、自己的文化辉煌灿烂为唯一兴趣,必然难以客观面对那些和这一目标不一致的事实,不可能严格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则和规范,从而极容易败坏学风、破坏学统。文化团体主义者的心理是,集体(“祖国”)越强大,我个人的心理越有安全感。你以为他们真的爱国吗?在他们的心中,所谓国家利益、民族需要,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幌子罢了。隐藏在国家利益和民族需要背后的,其实只是某种难以启齿的个人心理安全需要而已。


多年来,民族主义正是以上述方式在中国学术界发挥着根深蒂固的强大作用,在国学界尤其如此。在今天的国学研究中,把国学研究当作弘扬民族精神的工具,当成向西方宣战的武器,当成满足私人心理需要的手段,也许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喊着“天人合一”口号的学者,未必真追求天人合一,而是要证明中国文化伟大;宣扬儒学的学人,未必真践履儒学价值,而是要证明中国模式优越。宣称仁义,未必就有仁义,而是在寻求身份认同;高唱和合,未必真想和合,而是在寻找自豪感。我们看到一些大谈传统文化的学者,一遇到国际争端,马上想到诉诸武力,或者韬光养晦以便将来诉诸武力;有些力倡和而不同的学人,一遇到西方威胁,立即叫骂不已,毫无和合精神;有的以儒学自居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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