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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发布日期:2015-07-19

「朱大可:文化价值及其民族样态」正文

文化评估尺度的博弈关系

文化评估是对国家文化现状的科学判断,它必须有限地接近变化真相,而不是背离这种真相。但在这评判之中,必须动用政治、宗教、伦理、市场等各种尺度。但这些尺度总是构成互相抵制和角逐的态势。每一种力量企图对文化做出决定性的审判。绝对公正的评估标准是不存在的。总有一种势力会成为左右整个评估方向的支配性力量。而这种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政治权力,就会误导文化评估,遮蔽文化现状的真实图景。

这其实就是权力优先的法则。也就是说,权力及其利益目标,对文化评估的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任何评估都是针对公众的宣传手法,它必须遵守政治游戏规则,也即符合权力主体的需要。为了避免这个弊端,文化评估的主体必须由那些相对独立的机构进行,这就是所谓“第三方评估”。在西方,这通常是由私人咨询机构或大学研究机构担纲,无论如何,它必须是权力以外的独立主体。而基于国家威权的集中性,民间智库无法发育生长,第三方评估,只能是权力主体的自言自语而已。

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在于,基于转型时期的文化特点,文化评估尺度具有强烈的暖昧性,它是前现代(启蒙时代)和后现代(解构时代)的混合,呈现为严重的价值分裂态势。例如,后现代拒绝一切威权、中心和深度,而前现代则试图维系普世价值体系,也就是指望建构一个被全世界共同遵循的价值中心。这种文化逻辑的自相矛盾,正是中期社会主义的活力所在,但它却令文化评估陷入了困境。

这几乎是个无法逾越的逻辑障碍,除非文化评估使用双重标准,在不同的层级和区域,使用不同的价值标准。但这只能导致整个评估体系的紊乱和崩溃。为了维系公正性和普适性,通常只能采用“就低法则”,也就是迁就在时间上更早和结构上更初始的价值尺度,以此作为文化评估的最低纲领。

文化价值的三大类型

我们置身于一个被预先设定的社会共同体中,并且必须服从它的价值规则。这种价值规则是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架构,呈垂直分布的状态,可以大体分为基础价值、中间价值和终极价值三个阶面,它们自下而上地组成稳定的金字塔格局,矗立在人类永恒忙碌的平台上。

基础价值负责处理人与物(钱)的关系,因而总是与货币真理或身体真理对接,指向跟基本权利、利益和娱乐相关的系统,用以指导或填写个人的日常生活。这是个人生命建构的核心,它指涉前面所说的一切私权。而这些权利的优先性,总是随着外部世界的变迁而转移。在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不挨饿和不被屠杀具有优先权;在北朝鲜,摆脱贫困可能更具优先权;而在那些初步摆脱了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则会把索取自由和尊严视为需要优先考虑的权利。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物质财富不仅在基础价值中具有绝对优先权,而且成为整个体系中的最高价值,指导着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这种拜物教是一种严重的价值倒错。

中间价值是介乎基础价值和终级价值之间的体系。它处理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因而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在中国,它往往跟集体主义真理发生对接。民族国家在自我辨认和圈定的同时,总是形成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三位一体。在国家的自我表述中,这是一种坚固的,它们以三足鼎立的形态,托起政治领袖的伟大造型。然而,一旦进入后威权时代,三位一体结构就会发生分裂:国家主义(Statelism)要以国家至上的立场出发,倡导国家利益为最高本体,并以规训方式去指导国民的集体政治/伦理生活。民族主义(Nationalism)要大力推销“爱国主义”信念,并且藉此修正或干扰国家外交策略。民粹主义(Populism)则指望由平民大众的价值和理想来主宰整个世界。这种三方互博是充满戏剧性的,它们构成了古怪的依存和对位关系。

终极价值表达人与神的关系,因而跟神学真理(终极真理)对接,它吁请着人的内在和最高的精神关注。美国神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认为,人对自身存在及意义的极度关怀就是终极关怀,而所有在这关怀中诞生的价值汇聚成了终极价值,它是所有价值(灵魂和身体)的精神性总和。神通常是这终极价值的顶点,但这似乎只是一种修辞学象征而已。在蒂利希看来,“上帝”就是人的自身存在的隐喻①。

终极价值是中国人最为陌生的事物。在农业社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被儒家所操纵。而来自印度的佛教学说,似乎不能帮助中国人民完成这纯粹意义上的精神超越。盛行在中国的宗教大多是契约型宗教,教徒和神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奏鸣曲式的契约结构上:祈求(生育、发财或升学)――以财物许愿――神灵显灵庇佑――以财物还愿。这与其说是一种终极信仰,不如说是一场秘密的市场交易,因为它充分调用了基础价值的原理。

就哲学而言,信任、信念和信仰,是支撑价值体系的三大鼎足。基础价值跟信任密切相关,它所指涉的市场、财富和日常交往,需要用信任加以维系;中间价值跟信念有关,要求人把国家、民族和人民(集体)的利益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而这种信念会促使人放弃私权和牺牲“小我”;终极价值跟信仰有关,它要求我们拥有强大的精神信仰,并在神的凝视下满含希望地生活。

后现代的二维化态势

三大价值体系的多层平衡发展,是衡量社会发育优劣的重要指标。在转型中国,基础价值具有统治地位,而终极价值严重缺席,尤其是在精英知识分子中未能形成有效的终极信仰结构,导致价值系统的严重错乱。而在中间价值级位上,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互相博弈,企图把民众引向各自的价值营垒。对话和资讯交换都变得异常困难。

基础价值的主体,如财富和消费、身体和纵乐,这些事物的意义被无限夸大,而成为衡量日常生活的唯一和最高的尺度。这是价值系统的癌变,它创造了一种物化的宗教。它要把一切事物跟钱财(或权力)进行兑换,藉此估算它的价值。这是唯一的价值尺度,它主宰了中国人的日常事务。

基础价值正在以消费主义的名义肆意扩张,侵占了其他价值空间,逼迫终极价值萎缩和死亡。这是20世纪末发生的最严重的文化危机。从80年代的“信仰危机”,到90年代的“信念危机”,到21世纪初叶的“信任危机”,这种层级递减的危机形态,恰恰是危机加剧的征兆。

中国社会不仅要承受来自上述消费主义的挤压,还要面对传统价值消亡的事实。经历多次革命(如文革),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等先秦传统价值被彻底击碎。新儒学、新佛学和新道学的出现,无疑是对大陆文化断裂的外围援救,它流畅地接驳了先秦以来的文化道统。

在消费时代的语境中,传统文化的复苏变得困难重重。新兴的所谓“国学”,不仅是大学权力分配的筹码,而且成为符号资本和知识经济的一部分。市场的渴望遮蔽了国学的伪化,把它变成一种自我炫耀的文化身份。但国学并未得到真正的复活。“百家讲坛”式的说书形态,不过是一种文化代理制度而已。电视台推出“说书人”,以注水阐释来替换先贤的原始文本,迫使国学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它要么继续维系古旧的面貌而遭人遗弃,要么在代理人的胡乱篡义中焕然一新地复活。无论哪条道路,传统价值都无法避免被消解的命运。

普世的中间价值

当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简单维系经济增长的速度(GDP),而是如何进行文化重建,藉此修复被颠覆的文化价值体系,并借助文化原创力的苏醒,重构中国制造在U型链中的地位,令民族经济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新的优势。于是,以文化启蒙的角度,对民众进行文化价值补课,重申普世文化价值的非凡意义,成了文化学者需要履行的重大使命。

所谓普世价值,又称普适价值,或叫普世的中间价值,指人类的中间价值中被共同认同的部分,它建立于文化哲学“同质性”逻辑之上。近代哲学家发现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全世界的共同人性,这是继地理大发现、生物大发现和化学大发现之后的最大“精神发现”。它构成了“人性论”的伟大基石,也是近代理性主义发育的精神摇篮。但此后,现代生物遗传学的基因研究,不仅证实了“人性论”的生物学,而且把它推向新的阶段。近年来流行的“基因论”认为,基因决定了普世人性中的所有特点,如人的自私品格、同性恋和暴力倾向等等②。一些最新的基因研究甚至认为,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形态,都是基因作怪的结果。这是从“人性论”到“基因论”的一次重大飞跃,尽管这种“生物决定论”有过度扩张的嫌疑,但它却为普世价值的存在,做了一次生物人类学的确认。

19世纪中晚期,马克思主义首次以普世价值名义进入国际舞台,并在20世纪上半叶引发了全球性的共产主义运动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联合国致力于推动制订各种有关人权、和平与文化保护的全球性公约,而那些公约的法理基础,就是关于个人私权的认定,也即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应当平等、公正、民主、自由地享有各种基本权利。而这就是普世价值的意义,它要从信念的角度捍卫这些基本权利,使其不至于被邪恶的势力所侵吞。这些价值信念不是某种文化霸权的结果,而是人类经数千年探索而凝结成的共同认知的结晶。

每个时代都拥有自己的普世价值,狩猎时代的勇敢和自我献身的品质一直延续下来,被农业文明所吸纳。农业时代有着更为完善的普世价值。在中国,基于儒家大力,中庸、仁慈、友爱、智慧、教养、忠诚、义气、敬畏、节俭等伦理尺度,以公共美德的形态出现,由朝廷和文化精英大力,成为普适的公共价值,而且还要向周边的邻国扩散,进而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是显性普世价值,它们被教会、国家和文化权威所确认,并在权威典籍中被反复书写,成为指导国民或信众的核心价值,如仁、义、礼、智、信等等,这种价值可以通过战争和土地征服来强行,例如十字军东征旨在推销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价值观。第二层是隐性普世价值,它们不依赖于权力扩展和文化传播,而是依据人性的法则,普遍而自然地发生于全球各地,如在基督教的博爱、墨子的兼爱和佛教观世音普度众生的信念之间,有着内在完整的同构性,俨然来自同一个神学起源。这种普世的爱可以由不同的语词命名,却具有高度相似的语义,可以被接受、理解、传递、感染和共鸣。而这种从普世人性中生发出的共同价值信念,是人类彼此沟通与合作的纽带。

台湾新儒学试图在现代语境中寻求儒家价值和西方价值的对接,也就是寻找在普世价值体系中的对接点,同时保留儒家自身的话语表述(如张灏的“幽暗意识”)。这种卓越的努力,缩短了东西方民族之间的文化隔阂。此外,中国政府耗费巨资向西方推销“孔子学院”,也体现出本土文化普世化的良苦用心。

在农业时代,显性普世价值的扩散受到了地理性阻碍,它向外扩散的踉跄脚步,终止在国土的边界上。空间是不可超越的,它击碎了无数征服者的梦想。工业时代改变了这种分裂的图景。普世价值不是欧美国家的专利,它只是先在欧美国家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后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向各地扩散,最终形成全球共同认定的价值体系,如此而已。这些价值包括博爱、自由、独立、和谐、和平、公正、平等、民主、正义、尊严、诚信、教养等等。作为人类价值主体谱系的确立,以政治伦理的形态出现,意味着人类已经具备建立良性国际社会的精神平台。而这正是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组织诞生的逻辑前提。

在晚期资本主义,基于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些更新的理念被投放到价值运作的平台上,以拼贴和更加暧昧的形态出现,如时尚(摩登)、多元、绿色(环保和节能)、节制、女性主义等等。绿色和平组织和女权运动领袖,成为21世纪新时代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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